在云南师大校园正大门东侧墙上镶嵌着两行金色大字：“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落款为朱光亚题。朱光亚为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两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了全面保卫中华教育精华免遭日寇的毁灭,国民政府决定将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 学府进行内迁。抗日战争进行的8年时间里,先后迁入云南的高等院校有中法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医学院等10余所之多。其中著名的为 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而成的。三校一开始是迁至湖南合组为长江临时大学,并于1937年11月17日开始上课。这个日子后来被定为联大校庆。随着日寇的进逼,长沙危急,三校又迁往云南昆明。

西迁师生分两条路线前往昆明,其中一路乘火车经京广铁路至广州转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路来昆,值得一提的是经陆路到昆的这一路人马。从陆 路进昆的这一路人马,被称之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陆路的这帮人马完全靠步行,由湖南西部经贵州进云南抵昆明。参加者是经体检合格后的210多名 男同学,组成湘、黔、滇旅行团,11名教师组成了辅导团。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从湖南出发,师生们沿途餐风露宿,跋山涉水,经受了体力的考验和意 志的磨炼,了解了沿途的风土人情,目睹了各族人民的疾苦。原本拟担任西南联大文 学院院长,后却被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为驻美大使的胡适先生说：“临大南迁昆明,当时为悲壮的一件事情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时68天之久,经 整整3000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长沙临时大学到昆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于1938 年5月4日开始上课,直至1946年5月4日宣告结束。联大在昆运作整整8年时间。联大共设有5个学院(文学、法商、理科、工科、师范)26个系,另外还 设有两个专修科(电讯、师范)、一个普修班(在职教员的普修班)和一个先修班,是国内当时大的高等教育学府之一,西南联大在 昆的八年中曾设过两个分校,一个是蒙自分校,1938年因联大刚到昆明校舍无着落,因此文、法两个学院设在蒙自,一个学期后即迁回昆明,分校随即撤消；二 是叙永(宜宾)分校。1940年夏,日军占领越南,为防万一,学校在叙永设立分校,当年考入联大的所有新生及先修班学生全部到叙永上课,1941年秋,战 局稳定,叙永学生迁回昆明,分校随即撤消。

联大的校务工作仍象长江临时大学时一样,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主持工作,三人轮流担任主席。这8年时间里,因蒋、张还另有任用,所以,实际上西南联大的工作,完全是梅贻琦一个人在独挡。

于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西南联大, 办学条件极为艰苦,仅就教室一项就可说明其艰苦程度了：联大刚到昆明时,所有的校舍全靠租赁解决,散布于昆明各个地方：理学院在大西门外昆华农校；工学院 设在拓东路上的迤西、江西、全蜀三个会馆；文、法两个学院在昆明寻不到立足之地,只好借用蒙自原海关、法国银行和希腊歌胪士大洋行等闲置的房舍,设立了分 校先上起课来。一个学期以后,文、法两学院迁回昆明,商量借用昆华工校、昆华师范暂作安排,新设立的师范学院则借用昆华中学的南院和北院做校舍。此时的西南联大,还处于一种“寄人篱下”的情景之中……

不久,学校在昆明城西北地台寺附近购得124亩荒地(即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址)正式修建自己的校舍。1939年春夏之交,新校舍竣工,文、法、理三学院 首先迁入新校舍上课,工学院和师范学院依然在“寄人篱下”。由于战时的困难,经费极其紧张,所以新校舍一律建成平房,没有任何一栋楼房,学生宿舍为土墙茅 草顶,教室和办公室为铁皮顶,到了1944年4月,因经费出现严重赤字,学校当局只好换上了茅草顶,把铁皮瓦顶卖钱维持教学经费的开支！
   
    联大这所抗战时期的流亡大学,堪称“草屋大学”,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有人说：“梅校长讲此话,完全是针对西南联大而说的。”事实也确是如此,西南联大没 有大楼却有大师,而且是大师云集,荟萃三校,人才济济,群贤毕集,据有关史料记载：联大8年间共聘任教授302人。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有：朱自清、闻一 多、陈寅格、杨振声、罗常培、浦江清、冯支兰、王力、罗庸、向达、潘光照、朱光潜、汤用彤、陈序经、吴晗、钱穆、吴达元、金岳霖、陈贷孙、张奚若、钱钟 书、刘文典、费孝通等；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有：吴有训、饶毓秦、叶企孙、施嘉炀、江泽涵、杨武芝、赵访熊、陈省身、华罗庚、许宝碌、姜立夫、郑华炽、吴大 猷、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张文裕等。西南联大的这些教授都是著名的科学大家、文学泰斗！

联大教授中还有许多外籍专家学者,如米士、温德、葛邦福、陆伯慈、白英等,著名的李约瑟、费正清等也都在联大讲过学。

西南联大教授阵容之强大,在中外大学中堪称绝无仅有,1939年联大教授有177人,占全校教职员工部人数的22.3%,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共有院士81名,其中西南联大的教授有26名,占32.1%。

西南联大拥有众多的名师,继承融汇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校风和学风,加之西南联大的学生多为一时之秀,因此它“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虽然当时的办学条件艰苦之极,但却培养出了大批的杰出人才而令世界瞩目和惊叹！西南联大9年(含湖南长沙临时大学的一年时间),进入该校学习的学生共有8000人,其中毕业生有3800人,在这些联大学生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各方各面的杰出人才,甚至是世界闻名的流人杰。
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以及著名作家,更是难以计数,如刘国光、汪子嵩、黄丹森、任继愈、朱德熙、王均、马识途、汪增祺、许国璋、王佐良、陈羽纶等。

西南联大学 生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著名的政治家,有的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彭佩云等；其中有不少人担任 了部长、副部长级干部,他们是：教育部部长何东昌；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财政部副部长李明、国家测绘总局局长李曦沐、驻美大使章文晋、驻坦桑尼亚大 使何功楷。

今天,当人们回顾联大历史,看到的是：群星璀璨,熠熠生辉。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人杰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永远名垂名册。

西南联大短暂的9年时间里,为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和教育界的著名人士都非常关心对这所学校的研究,一位花了30年时间来研究西南联大9年历史的美国学者在西南联大建校50周年纪念时说：“正当某些国家大量借鉴于西方教育的经验之时,中国人却能以他们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引以自豪,并且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能够产生一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1946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宣告结束,三校北返之时,西南联大为报答三迤父老的养育之恩,经教育部批准,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办学,更名为昆明师范学院,上个世纪80年代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人们漫步在校园里,一定会看到校园东北角矗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此碑立于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撤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返前夕的1946年5月4日,纪念碑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撰文,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文系教授、系主任罗庸书丹,因而被称为现代的“三绝碑”。纪念碑碑体雄壮,书法遒劲,文采飞扬,意蕴深广,气势恢宏,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文学价值。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纪念碑作为西南联大的历史见证,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和海内外的联大校友所珍视,观睹奇意,魂牵梦萦。198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建校50周年,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一致决定对矗立在云师大校园内的西南联大纪 念碑进行复制,复制碑立于北大勺园内,翌年5月4日,复制碑落成。当年撰写碑文,如今年已94岁高龄的冯友兰先生,亲手为复制碑揭幕,并援引自己43年前 撰写的碑文内的话对记者说：“西南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今天,联大精神仍应弘扬光大之！”

    2006年05月25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